陆蓉之：上海留痕　足印深深

陆蓉之的名字，公众或许稍嫌陌生，但在艺术圈比较为人熟知，尤其在上海。她是台湾著名的艺评家、策展人，现任上海当代艺术馆创意总监、上海“外滩18号”创意中心艺术总监。陆蓉之是出身良好的世家子弟，她的舅舅是现任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关于她，还有另一种描述方式：天才少年、反叛青年，甚至——“聊发少年狂”的中年女人……她身上，有上年纪女性的从容自信，也有似乎只属于青春岁月的单纯。她可能是那种不多见的“时髦”学者，因为生活是她实践艺术的一种方式。

一个50多岁的女人给我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显然，陆蓉之带给我的是一些年龄、容貌以外的感受。

去年，陆蓉之在上海时尚和艺术界非常活跃。她在外滩18号主持了VIVIENNE WESTWOOD服装艺术大展，即使是在上海这样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的地方，这也是一个相当少见的、称得上“国际级别”的时尚展览，品位与格调不俗。然后，陆蓉之全身心投入了新开业的上海当代艺术馆，在深藏于人民公园的那座当代建筑里，策划和执行了“皮尔和吉尔回顾展”、“今日瑞士设计”等展览。

今年1月在上海开展的“动漫美学展”也是陆蓉之努力的成果。“动画和漫画美学是我目前研究和策展的方向，它会很活泼，适合大众。更重要的是，它会带着鲜明的亚洲美学立场，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有过非常棒的漫画形式，我希望大家能回头到自己的文化中去，寻找自己的美学根基。”

■ 出身世家：刚会说话就开始背《三字经》，小学毕业时已达到大学国文程度
　　与许多到上海发展的台湾人不同，陆蓉之在上海是“有根”的。她说：“我身体里流着上海女人的血。”
　　陆蓉之生于台湾，在国外受教育，然后回台湾文艺界打天下。不过，她和上海的渊源很深：“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任丈夫是南汇人，现任丈夫是南汇人，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也是南汇人。母亲则出生在老城隍庙南市。”
　　陆蓉之的父亲是最早公费到日本就读的小留学生之一。二战结束后，被蒋介石派到台湾接收台湾电力公司，成为它的第一代元老。陆蓉之的外公，曾在上海老城隍庙开有一片相传几代的中药铺子，名叫“郁良心堂”。陆蓉之说：“以前，老城隍庙曾有一条路叫敦惠路，名字是为了纪念我外公而起的。我家族几代行善，办了六家义务小学和一家义务中学，让穷人的孩子免费就学。还捐赠了大片土地，在抗战时期掩埋法租界的无名尸体。外公外婆去世时，把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了基金会，并没留给子女一分一毫。他们有17个小孩，年纪最小的郁慕明，现在是新党的主席。”
　　陆氏家族到了台湾依然出色，陆蓉之因自小家境好而被人称为“出身世家”。所谓的“世家生活”给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自小的文化濡染：“我只觉得自己从小的成长环境很特殊，没有什么儿童玩伴。刚会说话就开始背《三字经》，然后是《论语》、《孟子》，小学毕业时已经达到大学的国文程度。小时候，我家就是台湾第一代文人圈，每个周末都聚集着很多名人票友，唱昆曲。这其中，就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他是我家的世交。”
　　陆蓉之13岁时，任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帮助她举办了第一个个展。陆蓉之19岁时，蒋复璁担保她为“天才儿童”，送她到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学习。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少女陆蓉之，到了环境截然不同的西方，会是怎样呢？

■ 反叛年代：留阴阳头，穿迷你蓬蓬裙，一颗好心肠想要拯救全人类
　　上世纪70年代初，陆蓉之进入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那时，有机会到这种顶尖学府深造的中国人很少。新鲜、自由的艺术空气滋养着陆蓉之：“那时的欧洲尚未走出嬉皮的影响，左翼运动风起云涌，对于生长在台湾旧式文人家庭的我，欧洲经验充满了惊喜和新鲜感。”

虽然一直被称为台湾的WESTWOOD（著名服装设计师，号称“朋克教母”），但陆蓉之自己却对这个头衔有保留看法。她觉得西方朋克风潮对她并没有精神层面的直接影响，相反，“在精神层面上，我应该是植根于嬉皮年代的和平与爱——天真、直率，一颗好心肠，想要拯救全人类。至于朋克文化，是年少轻狂的我，偶尔为了时髦和炫耀，模仿朋克的外形打扮而已。那时候常常翘课跑到街上，也留过阴阳头，穿最花哨的T恤、迷你蓬蓬裙，视WESTWOOD为教母，听‘性手枪’的音乐。”

西方经验，使得陆蓉之的文化认同感很模糊。小时候，她接受的是上海老家庭的养成式教育，而到欧洲之后，她的爱情、婚姻观念，表达模式甚至肢体语言，又比较倾向于西方准则。

陆蓉之觉得，总的来说，她还是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非常传统的中国文人家庭的教养，让我只会在大的规范下、在年轻时候做一些小小的出格或出轨。”不过，在台湾文艺界，陆蓉之却被称为“惊世骇俗”——除了她在学术领域的表现，人们对她有此印象，主要是因为她当年不顾一切地追求她的现任先生、她家的那位“老爷”。

■ 惊世恋曲：辞了工追求心上人，采用最直接的方式，带动台湾“女追男”的风潮
　　“老爷”名叫傅申，是台湾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书画鉴评专家。陆蓉之亲昵地以旧式称谓唤他“老爷”。
　　傅申以前是陆蓉之家的常客、一起听昆曲的“票友”。那时候，陆蓉之还是一个小姑娘，一直仰慕他的学识。傅申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在耶鲁大学任教授，并曾在美国国家博物馆任职20多年。
　　“我家‘老爷’在一次婚姻失败后，独自从美国返回台湾，任教于台大。那时我也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当听说他很快又认识了一个女友，并有结婚打算时，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在十多岁时就很仰慕他，当时就想，只有我才是最合适他的人选。”
　　情急之下，陆蓉之选择了一种最勇敢的方式：她找到傅申，直接表白：“在你没和任何人结婚之前，一定要给我机会与你交往。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然后，她就辞了工，搬到他家楼下，每天为他煮三餐，整理衣服。“我一直做了三个月，他把钥匙给了我。从此，任何其他女人没有再进过他的门。”
　　三年后，陆蓉之嫁给了傅申。他们是圈子里出名的美满夫妻。陆蓉之至今一直以此为傲，尤其是当时，她的举动在台湾还带起了一波女追男的热潮。
　　陆蓉之的勇气从何而来？她说：“我们让自己做优秀的女人，在教育、就业、社会名誉上都和男人是平等的，为什么只有爱情偏偏要被动?优秀的女人有权利追求她想要的男人，否则，我们的优秀不是白费了吗?”
　　陆蓉之如今一个人在上海工作，每天晚上都会和傅申“煲电话粥”。“我们的钱都送给电话公司了”。她大概一两个星期飞一次台北，与先生有个短短的团聚。在上海太久，她也感到负疚：“我经常会被他骂，然后一声不吭，拎着箱子偷偷往机场跑。我知道他舍不得我走，不开心。可是上海有太多工作等着我做。”陆蓉之尚不知道自己会在上海工作多久，也许过两年就会退休，和她的“老爷”云游天下，或者闭门著书。
　　陆蓉之从不避讳年龄，也不避讳恋情。在她的神情中，你能看出某种永远年轻着、被爱情激荡着的单纯。她甚至喜欢在给别人做讲座时讲两性关系，也喜欢用自己的措辞去概括男女。她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我眼中的魅力女人，具有自信与慈悲的双重气质；而我眼中的魅力男人，则具有深情与理智的双重性格。因为有自信的女人，就不怕分享，不自私，就会慈悲为怀；至于男人，深情使男人柔软，理智使男人刚强。用情深而不失理智，进退举止自然不逾矩———这样的男人就是魅力男人。”

■ 生活美学：不满当代艺术的狭窄，转向文化创意产业，坚持艺术为大众服务

在台湾文艺界，陆蓉之曾是一个风头很劲的女人：她是台湾第一位专业的女性艺评家，也是台湾第一位推出主题论述展览的策展人。她曾以自己30年国内外策展经验，协助了台北当代艺术馆的成立。

如今，陆蓉之又活跃在上海的时尚和文艺圈。虽然，她不止一次地表示，最喜欢安静的、在书房里读书的生活：“说到底，我不是一个社会动物，而更愿意当一位学者。”
　　其实，在台湾，人们也同时会认同她是一位学者———她是华文世界最早研究女性当代艺术的女性理论家，也是当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在女权主义、后现代艺术领域可谓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后现代的艺术现象》、《当代美术透视》、《和想象一起跳舞》、《台湾（当代）女性艺术史》等颇具影响力的论著。这样一位学者，现在却在上海人气最旺的时尚据点外滩18号担任起了艺术总监。
　　陆蓉之对此的想法是：时尚和艺术的互动，关乎生活美学，而这一直是她的追求，她对创意产业及其所代表的生活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她个人来说，随着心智越来越成熟，也经历了一个转变：即由纯艺术领域转向文化创意产业。
　　年轻时的陆蓉之是特立独行的朋克族，但现在的她却坚持“艺术为大众服务”。早在六七年前，陆蓉之因不满当代艺术的走向越来越窄，与大众越离越远，就已经开始在台湾倡导创意产业。她说：“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人绝不仅仅是画家、艺术家，他们会同时设计服装、产品、建筑，甚至参与宴会的音乐编排以及表演。从这个角度上说，艺术是对生活的整体参与。而现代艺术以自身的纯粹性为由，架空了自己，越来越蜕变成小圈子的游戏。”眼下，陆蓉之更希望看到的，是少数人的智慧与创造力，通过产业化的运作让更多的人来分享，以“达到大众美学层次的提高”。
　　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之下，陆蓉之投身到外滩18号的时尚、艺术活动中来：一方面引进VIVIENNE WESTWOOD这样国际化的一流艺术设计展，另一方面也大力扶持本土新锐设计师力量，特别在18号为吉承、陆坤等人开设出了一家名为UNIQUE的服装店。她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艺术参与生活”的理想，为时尚据点带来恰到好处的艺术深度，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上海浮泛轻飘的时尚文化。

■ 回馈社会：为了大众的事奉献自己，是简单而天然的，像是某种族训
　　在陆蓉之的一生中，接受过很多西化的东西，但是，对她来说，有一样东西一直未变，那就是家族品性的传承，尤其是外公外婆在上海的善举为家族增添的那一笔履历：“财富取于社会，还于社会，为了大众的事奉献自己———可能很多人不能够了解，对于我家人，却是很简单、天然的。像是某种族训。”
　　这种社会责任心，在陆蓉之儿子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作为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这个年轻人两年前拿到了教育硕士学位，被人推荐到硅谷最好的学区教书。他教了一年，辞职了，申请到纽约最穷的穷人区去办学。那是一所和纽约大学合作的实验中学，其中年纪最大的教师也不超过28岁，都是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的学生，他们致力于给那些最穷的孩子以良好的教育。
　　“这个暑假，他回台湾，发现很多新的福建移民穷得要命，根本没有能力给孩子读书。于是，他的整个暑假，都用于免费为他们提供教育，并且决定日后回中国来为经济极差的人群办学。”陆蓉之说。

在台湾，陆蓉之本人也曾把最大的心力用在艺术教育推广方面。“我相信社会的进步和审美能力的提升应该是同步进行的。百行百业各种技艺发展到了极致，到了极优秀的高端，都能企及艺术的境界。全民爱艺术，从另一角度而言，就是人人都有对更优秀、更美好境界的追求。由此，我主张艺术创作应该对社会有相当程度的责任心。”

眼下，陆蓉之在上海致力于扶持中国的创意产业，普及生活美学，挽救那些濒于灭绝的民族工艺和手工艺。她在外滩18号和上海当代艺术馆有一系列以此为主题的展览计划。“日程排得很满。我在这两个地方当义工，不向任何人收一分钱，飞来飞去都是自己出机票。我的老爷骂过我，‘你以为你是亿万富翁的妻子么？’一星期工作七天很累，好在我从年轻时候就有了这样的锻炼。但有时候会很想放松一下，比如去旅行，到以色列、土耳其这些地域文化特色强烈的地方。”以前，陆蓉之曾花几年时间去研究伊斯兰文化及宗教，她认为伊斯兰教讲付出，讲平等，这些对她来说是最打动人心的。

无论做什么，陆蓉之在她这个年龄已经有了一种特别澄明的心境。她说，她很欣慰自己有资格对年轻人说一句话，那就是———“世界观在今天，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