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还是有一个契机。1990年11月是钱老的80寿辰。89年中央电视台影视部提出想跟上影合作拍《围城》。他们说应该是到拍的时机了。其实钱钟书是不主张的，所以这件事始终没有正式提过，但我们觉得这是向大师致敬的一个机会，拍摄的人心中知道不能再拖了，来年一定要跟观众见面的。
　　在确定拍摄之前，我们决定到北京去一次。那是1989年9月，我们到北京见钱老。我们始终不知道，他到底允许不允许我们拍呢？去的时候还挺紧张，因为听说英国有个《围城》翻译者特别崇拜钱先生，要拜访钱先生，钱先生回答：你吃了鸡蛋，觉得味道好，又何必去见下蛋的母鸡呢？结果那位女士就没去成。所以我们也怕“不让见母鸡”，那怎么办呢？还是上海有办法。因为钱老他们是无锡人，在上海生活了40多年，《围城》也是在上海写成的。当时写作时是在一个石库门房子里，每天写1500字，钱钟书写完给杨绛看，看完后两人就哈哈大笑，然后补充修改。那么有滋有味写了2年，到1946年写好，1947年出版。当时帮他们连载的编辑是柯灵先生，他是上海编辑的元老,可以说是这个职业做得最好的人了，他跟钱钟书跟张爱玲都是朋友，他们都信任他！我最近在看有关张爱玲的介绍，她晚年在美国，台湾出版社要给她出版，她还寄书给柯灵。柯灵和作家们都是非常知心的朋友，当初和钱先生他们都是有文字来往的，而且跟我父亲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请柯灵先生给钱老写了封信让我们带着。
　　到了门口，我和孙雄飞都有些害怕，我们都贴着墙（站着），把我们的制片主任推到前面，说“你去你去！”反正谁也不认识他，他把信揣着，一按门铃，就是钱先生自己出来开门的。他说：“我们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这儿有一封信。”钱老马上说“请进请进！”柯灵先生可能已经打过电话了，他知道我们要来，所以把我们请进去，我们觉得顺利啊，也没出汗，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跟我们谈话是一回事，我还想描绘描绘他的房子，因为后来我还去过好多次。房子最靠门的一个厅是书房兼客厅，很大，但墙和地完全没装修过。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个三里河的小区是高干小区，都是部长级人物住的，都很豪华。后来杨绛先生跟我说，他们家是唯一没装修过。但却是干干净净的。在主要的窗前有个桌子是钱先生的，另外还有个小一点的桌子是杨先生的桌子，都很旧，不是现在看上去的老板台，89年没有老板也没有这样的台，但是讲究一点的书桌、椅子还是有的，但他们的桌子、椅子都不是那样！你看他们两位出的书的封面都是最朴实的，《围城》就是个小的绿的封面，围城两个字，不大的，自己的名字也是不大的，干干净净，非常素的。桌子上都是一摞落的书啊，纸啊；书架也不讲究，就是那种普通办公室里用的；简简单单的两张单人沙发，当中一个小茶几；一人一个靠背椅子，钱先生那个有扶手，杨先生那个没有扶手，说话的时候就把椅子转过来，让客人坐在沙发上谈。后来有一次我再去看杨绛老师，她才说：“我们院儿里就我们不装修，人家都豪华得要命！”真的是，我觉得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身外之物。包括有的作家很爱护笔，很讲究的，他们都没有。他们觉得那都只是工具，是身外之物。这点给我感触很深。
　　那次谈话是9月17日吧。那次我们对怎么把握《围城》的事情问了很多，觉得不敢拍，最好他给点秘方。钱先生说了两点很重要：第一、媒介物就是内容。小说是，电视剧也是，这就是个内容。好比诗情要变成画意，诗、画是两种媒介，画是一定要改变诗的，这是一个原则。现在你们要把小说变成电视剧，要改变这是不可避免的，是艺术的一条原则。剧本是另一个媒介，而剧本到了屏幕上又成了另一个媒介。媒介物变了，内容当然要变的。跟他这样的探讨是没有什么多余的话的。我们说了我们的困惑，他没有跟我们说一句客气话或是套话，而且他的话也不是谦虚或者告诫，这些都没有，而是充满了科学精神。这是我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感觉。另一个，我觉得他给我的想法是，他从科学的态度出发，就是允许或鼓励你们，没有反对，同时从科学角度，也给你压力。不是因为你人好坏而给你鼓励或是压力，而是完全科学的态度。我觉得这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至于压力是什么，他说的很清楚，媒介不同就是不同。我听得明白，小说已是一种固有的“存在”，依然在的，不会因为电视剧拍砸就影响小说。所以他说，你就是新的媒介的作者。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压力了。大家在非常理智和理解的基础上谈话，这种高级的谈话不是经常能碰到的。
　　那天我还提了个很傻很笨的问题，我就讲了我们拍电视剧的动机，我说我们拍电视剧就是想让更多的观众能知道有这样一本有趣的小说，也许能起到普及作用。钱先生马上就说：“天下的事情是矛盾的，不普及就变成名贵，就是时髦。什么是时髦，时髦就是不普及！”当时我还不懂这个意思，我就知道普及和名贵其实是反的。但后来看了一些时装秀，再琢磨，那种衣服不是人穿的，模特身上穿的在店里是买不到，那种叫时髦，那是一个品牌，一个样式，给你一个启示，不是真的叫你穿了上街！那时候我们还不理解什么叫时髦，但他懂得！他自己是想明白了的，不是要迎合什么，而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你们要再版是你们的事，他并不希望争取多多的观众面。这使我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心态。说实在的，他的小说是非常好看的。这么多年以来，我也觉得，80年代是最理解他的书的时代，那时候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反思的阶段，我们要拨乱反正，主张文化多元。这种情况下，《围城》这样的书就比较地被大家接受。这个前提是一定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反反复复地说80年代，那就是有了一片土壤，才能下这样的种子。
　　后来，钱先生看到我们对“时髦”、“普及”这样的东西听不大懂的样子，就说，实际上普及与时髦和人生的两难、和围城的进城和出城是一样的两难问题。那次去，我们把11集剧本给了他们二老，请他们提意见，约好了三天后再去听意见。所以三天后我们又去了。这次访问就比较轻松。杨绛老师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看完了剧本，我估计钱先生一句没看，是杨绛老师写出了修改意见，她第一句话就说“现在的剧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我们把初稿中加进去的地下党啊、进步学生那些东西已经去掉了，真是蛮忠于原著的。有的人说我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改编《围城》这样一部有哲理的著作，我自己觉得小说里的语言动作性都很强，场景也很丰富，（改编成电视剧）是很有基础的，虽然我这十几年里从来没说过这话，但我当初觉得它是能够变成电视剧的。我们尽量靠近原著，改编成电视剧还是没问题的。不过那些精妙的比喻就没法表现了。舍不得啊！怎么办？后来我们加了20多段的旁白，把那些特别好玩的比喻弄上去。有时候是剪接以后，你才发现还缺了什么，再从小说里拿出一段来说旁白，观众就能完全体会原著的意味。这是后来一点一点补上的。这个“一点点”加的过程，也是我们一点点品味、表达的过程。
　　那天，杨绛老师还特别写了一段题记给我们，说“围在城里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我一看到这个特别高兴，这个做题记太好了！画面背景就要各个版本的书。解放前是1947年的和1948、1949重版的，直到80年代的和国外的各种版本，我们把它做片头！我还想要他们两位在一起的照片。从两天的接触里我们发现他们俩人真是相辅相成，大原则都是钱先生说，具体的方面杨绛老师给了许多意见，特别是哪个题记，一下子就把主题拎起来了。要不然，就象我最早时把《围城》当成打仗的那个傻样，这样的人肯定还会有的。题记的语言非常概括，精神上和原作非常贴近。我就提出把他们俩人从年轻到老的照片放上去。他们两人马上从客厅跑进去找，我说还要照片，他们又进去拿，说你们挑吧。当时我心里想，我这个导演就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瞎指挥人家两位大学者！后来我自己觉得这个片头是不错的，特别尊重他们两位，他们的照片也特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