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来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我记得朱军曾经问我，你放着好好的娱乐节目、综艺晚会不做，因为这些是可以形成广泛收视群的节目，而去做一个比较安静的、可能被边缘化的或者说收视率暂时还比较低的栏目。在此呢，我想跟大家说说，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理由。
　　在十多年前，由于做电视节目的关系，我和很多文化界的老人有过一些联络。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我是在这些文化老人的教诲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比如说一些上海的老作家，柯灵先生、施蛰存先生，北京文化界的一些泰斗级的人物，比如吴祖光先生、叶浅予先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文化老人渐渐凋零了，仅在2004年，我所知的文化老人就有十几位谢世。在这十几年中，我一直有这种冲动，想用电视媒体的方式记录下这些文化老人的音容笑貌，按照专业的说法，这个叫做“口述实录”，把他们的生活和学术上的种种细节用电视的方式记录下来。
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娱乐化、快餐化，现在的电视文化是属于“老娘舅”文化、“超级女声”文化。　　我们需要“老娘舅”、“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因为在我们的茶余饭后，看看这些节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愉悦的感受，能够满足一些大众的审美和情趣。
　　但是不是除了这些，其它的节目我们就不需要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就不需要精英文化了呢？我想我们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我个人来说，通过和许多老人的交往，他们的人格魅力、道德感召力都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和启发。
　　比如说，我最早接触的文化老人是上海的大画家程十发先生，程先生是世界闻名的大画家，一张画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他对金钱、对艺术有自己的看法，很多年以前，我陪程老画画，他作画，我在一旁陪他聊天。他说，画画的时候是不能想钱的，在作画时想着一笔几百，这画就没法画，如果这样做，艺术的纯粹性、趣味性就荡然无存了。
　　我记得差不多在15年前，他拿到了第一笔很大的稿酬，大概有十几万美金，当时，这个数目绝对是笔巨款。但程老并没有把这笔钱放进自己兜里，他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彼时的经济状态和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他们院里有很多人（现在看来也是大画家了）分不到房子，住在一间斗室里。程老把这笔钱全部交给画院，给十位画师买了房子。在今天看来，这些钱可能是杯水车薪，没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时代，程老拿出这么多钱很不容易，体现了老人的一种风格。
　　到了程老晚年，差不多在七八年前，他把家里所有的收藏全部捐给国家，其中有许多明清的珍贵文物。按现在拍卖行的价钱来算的话，可能一件就要卖一千多万，一共捐了差不多两百多件。我有一天问程老，您现在后悔不后悔？他说，不后悔，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国家的，我只是代国家收藏一个阶段。这就好比你在街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你只能看一下，不能把所有漂亮姑娘都揽倒自己家里。我们应该有这种胸怀与气度，把属于国家的珍贵文物还给国家。
　　北京的一位著名书法家、美术史家黄苗子先生，他的夫人是郁风女士，他们夫妻俩是北京文坛的一对“欢喜冤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先生92岁高龄了，老太太也88了，可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活跃。他们对人生的乐观态度一直感染着我，黄老先生十几年前就开始写遗嘱了，前后写过三次。前几天他对我说，写了三次遗嘱还没有死，我最近准备写第四次。他遗嘱的主要内容是关照他的家人如何来处理他的后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如何来处理骨灰，这是一种并非大多数人都具备的淡泊生死的观念。黄老和家人说，我死后，第一，不要进行遗体告别，第二，骨灰不要洒在江河里，这个不环保，带回家从下水道冲走，大家默哀两分钟就可以了。
　　黄老对生死的态度不像普通人那么忌讳，而且对过去年代的所经历的痛苦生活，往往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照理说，黄苗子夫妇在文革中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但就因为江青的缘故，他俩在文革中遭了大罪。
　　黄苗子的夫人郁风是郁达夫先生的侄女，所以，她从小就跟着郁达夫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郁风女士有段时间在上海工作，当时，她每天坐着摆渡船到浦东烂泥渡路，那儿有个女工识字班，她和另外一个电影演员陈波儿，每天下班后，到那里教女工识字。在那里，她们认识了江青，江青也要求参加她们的活动，因此，她们仨成了好朋友。
　　到了20世纪40年代，重庆谈判时，江青先期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到达了重庆，以治牙为名。因为当时是秘密行动，所以，她不能住在外面，于是就住在了黄苗子郁风夫妇的家里。黄苗子先生是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秘书，是国民党的高官。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江青和他们也有一些交往。
　　在文革期间，江青最害怕的是她当初在上海做演员的这段经历被别人知道。而郁风先生又是“糊涂虫”，她不知道政治风云如此险恶，竟然在这当口，给江青写了封信，叙叙旧，而江青正好到处在找知道她底细的人。当时，在上海有集体行动的抄家活动，一个晚上同时在几家人家抄家，其中有白杨、赵丹、郑君里等，这些都是她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同事。部队在深夜两三点同时进行抄家，为的就是要找出当年的照片，并销毁之。
　　郁风这封信无疑提醒了江青这里有个漏网的，结果，他俩就被抓了起来。那时，他们夫妇俩年岁也不小了，在监狱里一待就是好几年。但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们在监狱里也非常乐观，他俩在狱中不能住在一起，一个在男监，一个在女监。黄苗子先生住的地方环境特别差，有很多的臭虫和虱子，睡一晚上，脊背上会都是血块。黄苗子先生就研究如何抓臭虫和虱子，而且总结出了一整套抓臭虫和虱子的方法。
　　郁风先生是位艺术家，对艺术、对美有种天然的禀赋，她把家里送来的香皂包装纸收集起来，以双手为裁剪的工具，以吃饭剩下的米粒为浆糊，做成了一幅梅花图。
　　他们这对夫妇是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压垮的。直到今天，他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说了一句真正反映当时心理的话。郁风先生说，蓝苹（江青做演员时的名字）和江青实际上是两个人，“蓝苹”确实是个不错的人，所以我们那时是朋友；但后来叫了“江青”以后，她真是非常的歹毒！黄苗子先生就在一旁说了，你看她这个人，吃了这么多苦，还说人家好话。他们夫妇俩永远对生活抱着乐观的态度，这种风范一直感染着我。
　　有件事给我形成特别大的刺激。大家知道，施蛰存先生是上海的一位老作家，他和巴金先生是同时代的，甚至有些媒体称，施蛰存先生是上海文学的地标。施蛰存先生早年因为和鲁迅先生有过一次关于要不要读古书的争论，经过这次争论，鲁迅先生出笔是非常之狠，说施蛰存是“洋场恶少”。也因为被鲁迅骂为“洋场恶少”，差不多有整整半个世纪，“施蛰存”这三个字就被淹没了。其实，施老先生在几十年的文学耕耘中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他在翻译小说、研究碑帖等领域都颇有建树，但这样一位文化老人始终处在边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