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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大家到这儿来听我胡说八道。基本上，我是属于一个在书房里的作家，不常以这样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其实我挺紧张的。确定我今天讲的题目，有一段渊源。前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一个中法文化交流，和一个法国作家探讨一些文学的问题的时候，那位作家突然冒出一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算什么东西！”这句话经过了翻译，仍然是法语，却让我很震惊。我想不是她出了问题，就是我出了问题。为什么对一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的经典，一个法国作家如此贬低它，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却下意识地要维护它？我想其中涉及的不是不同国别的文学观，而是不同的写作者的文学观，她也许不用多谈她不喜欢的理由，我却有必要谈我喜欢的理由。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谈的，也许是维护《包法利夫人》的理由。
一百多年的时间完全可以成就一部经典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语汇或是什么样的文学系统，来评价它，琢磨它，经典总是强大的，经得起推敲的，你可以不喜欢，但永不能为你的不喜欢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对《包法利夫人》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世事沧桑在里面。福楼拜先生这部经典作品在19世纪问世以来，一直风波不断。在它成为所谓的经典之前，引起了法国正统文学观念的强烈反弹，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部不道德的书，有宣传堕落和诲淫之嫌，所以说，争议也是有历史了，《包法利夫人》一直是在风雨之中成长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仍然有人不喜欢它，也正常，算是传统观点的变种。
我们早已经告别了艾玛和包法利先生的时代，到了现在这个世纪，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部作品？我没有权威意见，只能提供我个人的观点。昆德拉有一句话，是站在一个宽广的角度上，评价了《包法利夫人》，大概是这样说的：“直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出现，小说的成就才赶上了诗歌的成就。”这句话当然有它的时代背景，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是从诗歌中分离出来的，文学最早的叙事职能是由诗歌承担的，比如荷马史诗，很大程度上是叙事的。但我理解米兰?昆德拉的观点，应该不仅仅是从叙事的角度上说。何谓经典？确定经典的指标肯定不是一种两种，经典总是在整体上超过了人们对完美的想象，依我看来，《包法利夫人》甚至是一部超越完美的作品，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小说经典中的经典。
经典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强大的文学思想。大家知道，福楼拜有一个著名的文学主张：“作者退出小说”。 这个口号在今天看来非常简单，但在当时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当时的作者写小说不是抱着上帝的心态，便是沉溺在一种苍白虚弱的浪漫主义情节里，特别是法国小说，一开始总是：“一个美妙的黄昏，某某先生，某某夫人，在花园里如何如何……”而《包法利夫人》的第一句话就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小说发展到今天，不同风格作家叙述的姿势和腔调已经变得非常的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在当时来说,用“我们”来叙述，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革命，而且在作品的推进中，“我们”这个叙述者是象云一样随时消失的，“我们”中一定有“我”，那么“我们”是谁？“我”又是谁？福楼拜先生最著名的一句话：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和他的“作者退出”的文学主张比较，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仔细一想，这矛盾里其实包含了一个课题，这课题通过了一个文本去解决，那就是：一个作家怎样成为小说中的人物？
把“作者退出小说”和“我就是包法利夫人”两句话放在一起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一方面作者是退出了,另外一方面是有“人”进入小说了，是谁呢？是作者变换了身份，作为一个小说人物进去了,作为作者的福楼拜已经变身为包法利夫人进入了小说，是与小说同呼吸,共命运的进入，退出实际上是一种进入。我就是这样理解这两句话的。福楼拜先生所谓“作者退出”的口号，在当时也引起轩然大波。理解这口号其实是理解一种冷静科学的小说观念，“退出”意味着“进入”，这姿态不是消极的，恰好是积极的，其实是让自以为是上帝的作家们寻找一个最佳的情感和技术的入口，因为读者是难以取悦的，他们从不退出小说，也不是天生那么容易进入小说，他们的位置不确定，需要被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引领进入小说，一个主观的热情过度的作者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把读者带进去，所以一切都要拜托他人，这个他人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在《包法利夫人》中，这个人物是艾玛，艾玛就是福楼拜退出小说后留在里面的一个幽灵。艾玛是福楼拜的幽灵，所以福楼拜自然就是包法利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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