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一方面我偶然写的一部《苍天在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让我明白了很多，另一方面国内的文学现状也在教育我。
大家知道，从85年到95年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但是从95年以后，中国文学在急剧地走下坡路。我这次到无锡参加笔会，和《人民文学》副主编肖复兴在一起。我问他《人民文学》现在的销量多少？他说4万册。《人民文学》是国家级的顶级文学杂志，它鼎盛时期的销量大约有140万册，当然那也是不太正常的。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业余生活手段太单调，人们没有什么东西看，只有少数几样读物和刊物，它们的发行量当然就会是很大的。这也跟人的体温一样的，37度是正常的，热到38度、40度就不正常了。但是它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40万册，进入90年代以后就一年一年的往下降，降到现在只有4万册了。体温降到25度人就活不成了。体温和销量是一个道理。
那么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关注我们的文学了呢？是没有钱吗？不对，我们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富了，不要说10元钱买本杂志了，我们吃一顿饭就要花去好几百。昨天我在无锡遇到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有一对老夫妻居然去订年初四的宴会。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在无锡，居然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的宴会桌都订完了。只能订年初四的了。据那两位老人说，他们订了四桌，每桌最低定价600元，这样算来最起码也得为这顿饭付2400元。一本文学杂志很便宜的，最贵的《收获》大概也就10元钱一本。愿意付几百元吃一顿饭，为什么不愿花十元钱买一本杂志呢？说实话现在掏10元钱就像以前掏1角钱差不多，是文学爱好者少了吗？我说不是的，我总结出一句话，“文学不关心人民，不关心大众，脱离人民，脱离大众，脱离时代，唯一的结果是人民、大众、时代不理你文学。”如果人民在你的杂志中读不到他们的心声，读不到他们的生活，读不到他们的困难，读不到他们的烦恼和追求，作品不能和他们的心灵呼应，读者为什么要买你的杂志、你的书呢？他们宁愿拿10元钱去买一张三流娱乐小报，看看凶杀和情杀，看看时尚流行消息，也不会来关注和他们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作品。这样，文学在现实里就要“缺血”了，一系列省级文学刊物都告急，办不下去了，销量从一万册到三千册急剧地下降。
我是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每次我们中国作协开会，来自各省的作协领导都要提一个事情，就是希望上面对他们的文学杂志拨款。有人说文学尴尬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市场的冲击，电视的冲击，我说差矣！把这个结果归咎于市场是不公平的。在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出现像我国这样文学衰退的情况。在这些一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中，文学大师辈出。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中国文学的现状归咎于市场经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不要责怪市场经济，真要追究，就应该责问我们自己心里面到底有多少文学，我们心里的文学到底是怎么样的文学？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的心里。这么多的国家有市场经济，只有我国的文学界出现了这个问题，足以见得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致命的因素。由于我们过去没有经历市场经济，一开始经历市场经济，产生一些心理冲击是存在的。大家没有经验嘛，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要耐心一点。但不是说有了市场经济，文学就一定会疲软、苍白、滑坡，就一定没人读，不是这个道理。《哈利波特》的女作家诞生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她的小说已经卖了几千万册，她成了巨富。所以归结来说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学的疲软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根本的原因还是要问我们作家自己。
我在写《泥日》等作品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为人民而写。我不管读者看得懂看不懂，我不管读者喜欢不喜欢，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表达自己，写这部作品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这样做并非不可以，但绝对不能认为这就是唯一的正统的文学之路。现在我改变了，我期盼读者来关注我的作品来读我的作品，文学研究者、中文教授研究文学作品，他可以用某些作品来替学生上课，他们可以据此著文写书，但是广大的读者没有这个“义务”去研究文学，他们只是阅读，只是把阅读作为自己的生活。所以不能仅仅为了满足理论权威和评论家的口味去写作。我想我们努力要使我们的作品成为广大读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认真思考我们的文学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认为在满足广大读者需要的前提下来做文学，就成为了决定我们中国文学兴衰的关键点。在没有文学市场的情况下，任何文学、任何作者一定是活不下去的。像卡夫卡那样生前只卖出了3本书，身后成为文学大师的作家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的大师在他们当代就已经轰动世界了，已经受到他们国家的大众拥戴了，这样的例子成百上千。国内有个文学评论家，他说，“凡是轰动当代的作品都是粗糙的。”我后来去找他理论了。我说，你可以说陆天明的轰动作品是粗糙的，或者某某人的轰动作品是粗糙的，但是你不能说，凡是轰动当代的作品都是粗糙的。托尔斯泰轰动了当代，他粗糙吗？契可夫红极一时，他粗糙吗？马尔克斯不仅轰动了他的祖国而且轰动了全世界，轰动了中国，他粗糙吗？海明威轰动了美国轰动了世界，他粗糙吗？可以举出无数伟大作家的例子，他们都很关注自己的人民，都让自己的写作和他们当代的现实紧密挂钩，但都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所以我要说这个问题是摆在中国文学、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从95年以后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今天作家写反腐败也好，写改革文学也好，写军事文学也好，这只是题材不同而已，都是表面穿的衣服和皮毛，核心是文学和人民、和时代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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